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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名门公子成书圣 且心志存高远富于创造

作者: 2018-03-05 相关标签: 远富书圣王羲之名门公子心志存高创造
汉字书写作为文人之必备,作为一种高尚艺术行为,发展到东晋时代,已经是诸体皆备,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气质。王羲之时代的中国书坛文化可谓百花齐放、星光灿烂、人才辈出,繁花似锦。此时,若论书法技艺和成就,可以说,王羲之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甚至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直到身后百年,才声名鹊起,成为“书圣”。
那么,王羲之是怎样成为千古“书圣”的呢?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从小就受到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王羲之书法获得了很高的起点。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可以说,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使得王羲之获得了高标独秀的文化视野。
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善书者四大门户王、庾、谢、郗均出于北方士族,这次精英阶层的大规模、大跨度的整体搬迁,出其不意地将汉民族文化渗透波及的广阔地域迅速压缩至淮水、长江以南一带(版图仅为两汉的三分之一不到),书法艺术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浓缩化、纯粹化的过程洗礼,长成一朵奇葩。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因此,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书法精进也使同代人刮目相看。当时著名书法家瘐翼、郗愔名声远播,瘐翼在荆州看见人们临习王羲之书体,不屑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瘐亮向王羲之求书法,羲之谦虚道:“(瘐)翼在彼,岂复假此!”但还是给瘐亮写了章草。一天,瘐翼在瘐亮处见到王羲之写给瘐亮的章草,发现王羲之书法已日日精进,今非昔比,因此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王羲之极众体之妙,而主要成就在楷书和行草书,尤其是行书。其书法具有温润超迈、神骏典雅的美学特征。传世作品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有465种,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至今已无任何真迹流传下来,现所能见到的多为摹拓本和以真迹为蓝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等。
考研王羲之“书圣”成名史,可见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学王羲之书法高潮。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学王高潮,一步步夯实了王羲之千古“书圣”的盛名之基。
第一次学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时期,主推手是梁武帝萧衍。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勾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梁武帝曾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学王羲之的书法高潮在唐朝,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唐太宗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法书,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通过广泛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后来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之,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秘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
第三次学王高潮则是到了宋代,主推手是宋室300余年间的诸帝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由于宋代诸皇帝都对王羲之,对《兰亭序》重视,使当时出现了士大夫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到宋朝时,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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