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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行合一

作者: 王荣成 2016-06-25 相关标签: 知行合一
                    王荣成
    在中国有两位哲人举世闻名。一位是唐甄,四川达州人,生于1630年,卒于1704年。另一位是陶行知,安徽歙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46年。他们同受一代狂懦——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影响,在中国历史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开创的伟大的事业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全世界进步人士正在深入研究他们遗留下来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期望从他们的实践经验中获得教益,探索解决当今“知行合一”的新路子。
一、唐甄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主要源于—代狂儒——王阳明①
唐甄、陶行知创立的“知行合一”学说,来源他们的躬耕实践,来源于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的思想启迪。唐甄,陶行知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都曾信奉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那么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中叶政治、军事、教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缙绅地主阶级中豪强派代表,道学革新运动中的领袖,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阳明17岁时开始研读儒家学说,特别程朱理学;21岁时开始实践朱嘉的“格物致知”教导,28岁时在批判程朱理学“致物致知”的教育与知行分离的弊病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升考功清吏郎中,随后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这时,王阳明一本“知行合一”的事功精神,大讲“致良知”之教,开始在深层次理论上构建他的学说体系。他指出朱熹《大学章句》完全是违背《大学古本》原意。《大学古本》是与《中庸》思想一致,其主旨在于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理合一”,讲整体认识天地万物和身心性命,因此不可分割成章句讲解。他一反宋儒的“格物致知”旧说,以为“心即理”、“性即理”。格物,就是“格心”、“正心”,使“不正之心”归于“正”。并且认为这是最简易直截的修养方法,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为官为民者,都应当注重道德修养。[1]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王阳明回余姚故里.是年刚好五十岁。他居乡讲学整整六年,专揭“良知”之教。“良知”之教的宗旨仍然是他长期以来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心即理的精义”,其意在于力排程朱,恢复孔盂,从理论上阐述“如行台一”的基本精神是儒家学说的真谛,并以此精神来革新道学,刷新学风,改造教育。在余姚讲学、王阳明的学说思想体系日臻成熟,加上他的高足弟子众多。四出演讲和发展,于是自成一家之言,形成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阳明学派。阳明学派的思想以“知行合一”为精神,以“良知”为指归,以“狂”为性格,以“补时求弊”为事功,开明代中后期学术之风气。王阳明学说广泛传播,不仅在明代推倒了程朱在上层建筑的统治地位,起到了解放思想作用,而且它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也成了解放思想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2]
    唐甄的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除了和他所处的时代及他自身的经历分不开外,同时也和前代的学术思想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唐甄十分崇拜盂轲,唐甄的《潜书》中有《尊孟》【3】、《宗孟》【4】[]等篇章并表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5]。唐甄的初步民主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他从积极方面汲取了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主张“立自家的标准”,主张“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破除对儒家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的迷信。唐甄的一些主张和见解,如“愚夫愚妇是非自见”,“圣人与我同类”[6],“五经之未通,非吾忧也”[7]等,这些都是从积极方面继承了王阳明思想,是在阳明学说薰陶下的反映。
    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来源于30年的躬亲教育实践,来源于古今中外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启迪。王阳明、杜威,孔子学说,都曾对他有过深刻的影响,例如他曾信奉过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以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知行”,后又改为“行知”。在实践中,他改造了“知行合一”学说,把“知是行之始”改为”行是知之始”,唯心的命题改成的唯物的命题。
    二、唐甄与陶行知的“知行合—”的本质区别
    唐甄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既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知行合一”(一名即知即行)和“致良知”都是王阳明的主要宗旨。唐甄晚年在苏州与蔡息关先生讲道,撰写了《法王》、《虚受》、《知行》。他在《知行》篇以题词的形式,说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关系,阐发了“知行为二。乃自隔之见,知行合一,为自然之势”的道理。《知行》:“阳明子曰:‘良知,是吾师也。是非自明,依而不违,自合于道。’以言乎其人,则阳明子为忠襄、息关之师:以言乎良知,则忠襄即阳明子,息关即阳明子,凡行道所见之人皆阳明子。不在言貌,各自得师,夫何宛在兴嗟,欲由弗克哉!不知良知者,不知自有宝者也:知良知而不致者,怀其宝而不善用者也。”接着又说:“甄虽不敏,亦愿学阳明子,而不敢谢不及者,盖服乎知行合一之教也。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虽弱者亦可能焉,虽愚者亦及焉。何也?善如甘食暖衣,恶如 食缕衣。知其甘者,知也;知其甘而食之,即行矣。知其暖者,知也;知其暖而衣之,即行矣。若知其甘而忍饿不食,以待明日而食;知其暖而忍寒不衣,以待明日乃衣,天下岂有是哉! 食缕衣反是。以此譬知行,则合一者,自然之势也;分而为二者,自隔之见也。”[8]
    陶行知,1910年入金陵大学,课余研究王阳明学说,也深受其“知行合一”的影响。1911年因而又取名陶知行,与原名陶文浚同用一直到1934年7月。1913年在《金陵光》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概用陶知行。首署《〈金陵光〉出版之宣言》载该刊4巷第1期(即中文报创刊号,与英文报《THE Unl——VERSITY NANKING MAGAZINE》卷次相同)。1917年3月在《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1期上发表《遗传论》,亦署此名[10]。1919年6月24日《杜威来华接待事一致胡适》,与“梦麟”一同落款“知行”。以后写信多用此署名,直到1934年。[1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6月3日在晓庄寅会上演讲,改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篇演讲分两次载入《乡教从讯》1928年1月15日第2卷第1期和1929年7月30日第3卷12期,后以《行是知之始》为题收入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自编文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中。[12]当时有学生为陶改名,常称“行知吾师”。为名副其实,陶先生于1934年7月16日在《生活教育》第1卷16期撰文(《行知行》和《闲读》,正式宣布改名为“陶行知”,并用自言自语的体载在该刊开辟“行知行闲谈”专栏,文章署名一概改用新名。[13]这是以后最常用的名字。“ ”是陶行知的自创之字,是“行知行”过程的缩写。寓有“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以求知知更行”的意思。1935年7月30日《师资训练所荐人情况——致吴树琴》的落款。[14]1935年3月31日首次用“陶 ”署名,以后多次使用,并刻有专用印章。[15]
徐特立1946年9月在《边区教育通讯》上说:“大革命一来,把小众革命变成大众革命,而陶先生也变为大众的陶先生,其名字也革了命,乃倒转过来,改为“行知”。徐特立还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行就是做,知就是知道或认识。一切的事,不做不知,所以做是第一,知是第二。过去做事的只是工农,知识分子不做事,只是念书。陶先生本是知识分子,所以他过去的名字,第一个字是知,第二个字是行。但到了工农大众革命开始,就把工作放在第一。念书放在第二,而名字就倒了。后来他又改成了三个字的名字,名“行知行”,就是从做得到认识,又由知帮助做。那么第二个做就是有知识的做,不是蛮干和瞎干。由于不要蛮干、瞎干,就必须向人家请教和自己学习,因此陶先生就有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又教和学都是为着把事情做好,所以做是第一,即行是第一。从行得来的知识,用来帮助做,所以最后又达到行,所以陶先生的名字始终两个字,都是“行”,中间一个字才是“知”。可见“知”只是一切行的中间的介绍人,即介绍古人的行,今人的行,外国的行和中国的行。陶先生的名字为“行知行”,不是单纯的行,是综合古今中外的行之结论再合上自己的行。这里的行,比之盲行,即蛮干瞎干的行高多了。行变为知的第一阶段,知变为行的第二阶段,知行互变,两个东西,根本上是一个东西,故名为知行合一,又名为知行一元化。[16]    
陶行知把知和行看成是由这一个转变为另一个,就是知行合一论.教和学是要把准备做的弄个明白.那么教学就是知,做就是行。教学做合一也就是知行合一,于是就有了教学做合一论。
    三、唐甄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    
    在当今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非要掘和继承唐甄、陶行知的“知行合一"及对其思想做现代的诠释。有人研究过,在陶行知思想里,至少有49个专题和方面,都可以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思想相联接。强调以动手的方式开展科学教育是国外科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类似“做中学”的科学教育计划,在美国和法国己分别开展了14年和5年的研究摸索,取得了比较成热的经验。而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间接传授轻亲身体验的偏向,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针对这引起的问题,教育部决定首先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开展“做中学”试点,并确定了22所学校和幼儿园参加试点工作。“做中学”科学教育的开展将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注入活力,一些优秀的课案将被课改中的科学课所吸纳。[17]美国科技教育协会主办的第四届(1999)《读书解惑》有奖征文活动,也有是这样的表述:
读书解惑征文活动是一项学以致用,强调“知行合一”的教学活动.活动的目的在于:
(1)促进学生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理解和实践;
(2)鼓励教师指导学生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并通过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调查、实验等科学方法来求证、解答、创新;
(3)增强学生思考、阅读、理解、表达和写作的能力。
此次活动包括两个主题:
(1)“古为今用:做人的道理”
本次为大家提供了以下数句古人精言做参考,但应征者可以在此范围之外自选: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②“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③“待人以宽,体己以严。”④“行有不得,反求诸已。”⑤“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2)“学以致用;生活的科学”
本届征文强调读书,鼓励学习与生活相结合。参选文章可以是严谨的科学调查报告,也可以是轻松活泼的文学小品,文章的选题、体载等应多样化,富有创造性。[18]
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在中陶会中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上就陶行知重行思想和实验的思想工作作了深刻的论述:陶行知倡导要“重行为,重行动”。他认为行动是祖宗,思想是父亲,孙子才是创造。这句话正确地揭示了行动、思想、创造间的承接关系。他提出“劳心在劳力之上,不行动是不能有思想的,你必须教学做合一”。因此,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必须一定记住陶先生所说的劳心与劳力之间的关系。它是点点滴滴.它是日积月累,它不仅是讲台上,它不仅仅是广播里,不仅仅是在媒体上,它是每一个发现,每一个欣喜,每一份欣赏。朱小蔓博士强调指出:陶行知不仅重行,还特别注重实验。陶行知是杜威非常重要的中国弟子之一,他从美国回国后,将杜威最重要的或者杜威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实验认识论,实验伦理学,接受过来并加以继承和运用。我希望今后所有的教育创新,教育改革,不要只挂一个实验牌子,然后利用这个牌子去弄钱、弄名,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实验。特别是今天的课改,一定要用先做实验的方式进行。在实验的过程中,要按陶行知先生那样做,要有实验的胸怀、实验的境界和顽强不屈的精神,要很好地将学科知识和生活相联接,将学校与社会、课堂与生活相联系,不能削弱学科课程的地位,要将学科知识作为一种结构化东西存在。所以,我想说,课改是要推动课程走向生活、走向生活化、走向孩子生命,但又不是说课程就等同于生活,完全等同于本色的生命。因为课程还是学科,课程还要结构化;课程还要培养学生认识挑战、接受挑战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认知的能力、逻辑分类的能力、推断的能力、类比的能力、综合的能力、想象的能力、扩展的能力,编码的能力、重组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只要回归生活就可以的。[20]
    作为生活教育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教学做合一”,也时时折射出哲学的亮点。“教学做合一”的整体性,首先表现在它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浑然一体,是生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份。“教学做合一”的整体性,还表现在它本身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20]这启示我们应从教学做的密切关系中领会“教学做合一”的精神实质。“教学做合一”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实践性。这主要表现在陶行知把“做”作为教与学、行与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实践与理论等等之间的中介而于以充分重视上。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说得更确切些。百见不如一做。因此,“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生。盲目行动是做吗?不是。胡思乱想是做吗?不是。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陶先生还以诗一般的语言对“做”的重要意义加以充分肯定:“做”是发明、是创造、是试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新路。[21]对于“教学做合一”特别重视“做“,即“实践”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39年8月29日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培训班毕业班典礼大会上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22]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他在对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民主与纪律,自由与规则,统一与多样;在对新与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外来文化中的先进与腐朽、适合与不适合国情;在对行与知,真知与伪知,已知与未知,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在对教与学,教师与学生,教学与发展,一般发展与特殊发展,集体与个别,既不闭塞又不放纵学生欲望;在对学与行,学与思,学与习,苦学与乐学;在对身与心,脑与手,知与情,智与德,真善美与假恶丑等等关系的论述中,无不表现出精彩的辩证思想。[23]
    参考文献:
    [1][2]安树芬,彭诗琅.中华教育育历程(上卷)[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530、531.
[3][4)[5][6][7]唐甄.潜书注[M].注释组,注.四川人民出版杜,1984:13——19、20——26、548、78、193.
[8]姚鹏,方广锠,范桥,袁坚.中国思想宝库[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115.
    [9][20]胡晓风.陶行知全集(卷一)[M].四川教育出版杜,1991:161  165、126.
    [10]胡晓风.陶行知全集(卷十一)[M].四川教育出版社,t998:l—l0.
    [11][14][15]胡晓风.陶行知全集(卷八)[M].四川教育出版社,i991:216——218、417、394.
    [12][21]胡晓风.陶行知全集(卷二)[M].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3——6、651.
    [13]胡晓风.陶行知全集(卷三)[M].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574——577.
[16]徐特立.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J].徐特立文集[C].湖南教育出版杜,1980: 344—355.   
 [17)宋晓梦.教育部“做中学”科学教育计划启动[N].光明日报,2002——1——22(3).
    [18]美国科技教育协会.读书解感•第三届获奖征文选集[M].1998:31.
    [19]朱小蔓.继承陶行知伟大教育思想,实现当代中学教育的伟大使命[J].爱满天下,2003(6期):25——27.
    [22]毛泽东.抗战教育的“知行合一”[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135.
[23]屠棠.关于“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A].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办公室.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基础教育改革[C],北京:20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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