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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北宋军事家王韶与熙河之役

作者: 孙家骅 2015-03-15 相关标签: 王韶与熙河之役江西北宋军事家
                           作者:孙家骅
  熙河,是北宋时熙州和河州的简称,在今甘肃省临洮和临夏西南及岷民一带。北宋熙宁年间富有战略意义的“断西夏右臂”的熙河之役就在这里进行。这次战役收复了洮水流域,建置了熙河路,是北宋熙丰时期宋军在军事史上唯一成功的战役,也是北宋王朝在结束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新获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历史学家把它定名为“熙河之役”。亲自指挥这次战役的是杰出的爱国军事家王韶。
  (一)
王韶字子纯(一名子醇),江州德安(今江西省德安县)人。生于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二月二十八日,殁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二十四日,葬德安县敷阳山(即望夫山)凤凰岭[1],享年52岁。
王韶处于北宋中叶,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剧发展。阶级矛盾,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主要表现在广大农民不堪地主、官府的压迫和剥削,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此伏彼起,互相呼应,“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多如一火(伙)”[2]。这些斗争给予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民族矛盾,即北宋王朝与契丹贵族、党项贵族之间的斗争。辽和西夏经常向中原农业地区发动掠夺性的战争。“俘掠人民,焚荡庐舍”,致使“农桑废业,闾里为墟”[3]。他们又结成南侵北宋的联盟,“互为犄角”,使北宋王朝面临的“一身二疾,不可并治”[4]的危机局面进一步扩展。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则表现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内部关于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矛盾。这三大矛盾和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病交错在一起,使得北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之势愈加严重。特别是在“积弱”方面更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对辽和西夏的问题上。
  北宋初期,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军事侵扰,曾进行过抵抗。可是,自宋真宗赵恒即位后,采取妥协政策,在辽和西夏面前“若小候之事大国,无敢不从”[5],甘愿年年纳贡。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西夏则成了北宋王朝的主要威胁对象。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死,不满20岁的赵顼(宋神宗)继位。神宗虽然很年轻,但他受契丹、党项侵扰的刺激很深,每次想到仁宗时与西夏进行激烈战斗,辽国趁火打动要求增加岁市时,总是悲痛不已,有时甚至对群臣落泪。因此,宋神宗“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的“功名之心”[6],促使他决心要富国强兵,振兴宋朝,急欲改变宋朝的穷困屈辱的现实处境。
  这时,曾任新安主簿和建昌军司理参军的王韶,正在耀州(今陕西耀县)任司户参军,因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掌握了许多难得的第一手敌情资料;加上“内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7],一心想解除辽的威胁和剿灭西夏的侵扰。于是,王韶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到开封向北宋王朝奏进《平戎策》三篇,提出欲制服西夏,须先断其右臂的主张。
  《平戎策》是研究王韶军事思想尤其是熙河之役的重要史料,可惜原文没有完整地传下来,现只能从有关史书中得知其大意和主旨。王韶在《平戎策》中,发展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思想,运用了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战术,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严正地指出西夏地区“皆故汉郡县”,并提出征服西夏的策略,“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8]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凡欲千言。神宗览而奇之,召问方略”[9],王韶说:“人之能为人者,以其有左右臂也,右臂既损,它能为人哉?方今夏人右臂是也,义不可弃”[10]。神宗用其言,授予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的官职。《平戎策》的主旨,是要制服西夏,必须把居住在西夏境土以南的吐蕃部落制服,其目的也就是切断西夏右臂。这以前,北宋的文臣武将对西夏的问题还没有这样深刻地认识过。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由翰林学士升为参知政事,正准备开始推行新法。对于王韶《平戎策》中的军事主张,“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11]。后来,王安石之子王雱,从秦州归来的戍卒之中得悉洮河一带情况,也有抚纳各部族的主张。故此,王安石更加力主韶议。从此,王韶不断得到王安石的重用和提拔,成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人物,正好李贽评论的“安石得一帮手矣”[12]。
  王韶制服西夏,断其右臂的军事主张,在宋神宗的赞赏同意和王安石的有力支持下,得以实施,并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辉煌战果。
  (二)
  熙宁三年(1070年)冬,王安石为使王韶提出的开垦渭源至秦州渭河两岸弃置未耕的闲田和在古渭寨建置市易司的建议得以顺利进行,又恐韶“内则为臣所沮,外则为将帅所坏”[13]相继罢黜了反对王韶的秦凤经略使李师中、窦舜卿等,委派韩缜知秦州,并进王韶的官阶为太子中允,授秘书省著作郎,差充秦凤路经略安抚司管勾公事,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司公事。
  熙宁四年(1071年)五月十八日,宋神宗下敕赞扬王韶“以文学知名,素怀忠义,沉毅慷慨,富于机略。联召见面问,实知其才,命之边要,抚夷招辑羌丑,而捍固疆围……”[14],特授秘阁校理,管勾秦凤路安抚司、营田市易公事。同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抚司事。王韶率军直抵青唐,亲自引数骑直入渭源境[15],到酋豪俞龙珂帐中,喻以成败利害的关系。俞龙珂在王韶的劝说下,率其所属12万人归顺宋朝。接着,又有一些吐蕃部落近20万口纷纷归附。仅此一次,北宋的疆土收复了1200里。宋神宗用有功受奖的办法,封俞龙珂为西头供奉官,赐姓名包顺。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宋朝推行市易法。五月,以古谓寨升为通远军(又作安远军,在今陇西县),命王韶兼知军,行教阅法。七月,王韶引兵城渭源堡(今渭源县)及乞神坪(今渭陇西南),破蒙罗觉、抹耳水巴等族,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八月,王韶击败木征于巩令城,收复了武地区,筑城武胜。王安石接到捷报,写信给王韶祝贺:“得书,承动止万福,良以为慰。洮河东西,蕃汉附集,即武胜必为帅府。……秋谅自爱不宣”[16]。冬十月,置熙河路,领熙、河、洮、岷州、通远军,升镇洮军为熙州,以王韶为龙图阁待制、熙河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十一月,河州瞎等来降,封为内殿崇班,赐姓名包约。十二月,王韶又收复镇洮军。
熙宁六年(1073年)元月,王安石听到王韶在前线又有新的胜利,写信给王韶祝贺:“承已筑武胜,又讨定生羌,甚善!……露次劳苦,为时自爱不宣”[17]。二月,王熙进筑康乐寨(今康乐县城),刘家川堡(康乐县流川),再次出兵占领河州,活捉了木征的妻子,震动很大。王安石寄信给王韶祝贺:“得喻以御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难冒险,以百取胜。如所喻,甚善!甚善!……边事难度,想公自有定计。……春喧为国自爱不宣”[18]。三月,升王韶枢密直学士。四月,攻拔河讷木藏城,香子城。王韶请筑香子城,屯聚辎重,以为前进基地。由于王韶屡建奇功,神宗在四月二十日给王韶的敕中对他又有新的评价:“倜傥好谋,宏博多志,慨洮河之久陷,耻种落之多难。首建良图,有合联志,授以爵秩,委以经营,不烦大举之兵,开信示恩,辑绥怀附,……”[19],神宗在当时确实比较开明,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始终不减。五月,诏改阿讷城为定羌城(今广河县),香子城为宁河寨(今和政县)。八月,王韶命部将景思立、苗受等在香子城屯兵扎营。九月,岷州木令征(摩琳沁)以其城降,韶率军进入岷州。十月,吐蕃木征复入河州,王韶穿越露骨山时[20],因高山地带,道路崎岖,释马步行,日行六、七十里,行军54日,跋涉1800多里,收复了熙、宕、洮、叠、河、岷等六州,幅员2000余里,毙敌数千,获牛羊马以万计,木征兵败投降。捷报传至京师,神宗御紫宸殿受贺,亲解自己身上所服玉带赐与王安石,以表彰他支持王韶取得熙河之役胜利的功绩。王安石感到十分荣幸,在《谢赐玉带表中》说:“伏蒙圣恩,以汉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特加褒瑜,亲解玉带赐臣者。……临授用光,顾荣逾于古者,……施更厚于解衣,报敢忘于结草”[21]。“伏覩修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19000余人,招抚大小蕃部三十余万各降附者。奋张天兵,开斥王土,……臣等均被明恩,具膺荣禄……”[22]。王韶本人亦因战功,进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未几,又拜观文殿学士。功勋赫赫,名倾轻野。而王安石既忙于谢表,又忙于同群臣和诗:“投戎更讲诸儒气,免胄争趋上将风”(《次韻元厚之平戎大捷》)、“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到汉旗。天子坐筹星两两,将军归佩印累累”(《次韻元厚之平戎大捷》)、“城郭各王据两陲,军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无传箭,汉甲如今不解累”(《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前线的胜利,带来了满朝的欢乐。
  熙宁七年(1074年)正月,王韶入朝汇报前线作战情况,神宗又加封他为资政殿学士,并在京城崇仁坊赐住宅。二月二十八日(即王韶生日),神宗因王韶战功颁敕祝寿:“王韶罄竭才谋,赞裨宥密。兹属阳春之炽,丁旦日之甫临,再将御俯之颁,庸助私筵之宴,益延寿祉,宜体脊怀。今赐御羊酒米面等,具于他楮,至可领也。故兹敕示,想宜知悉。羊二十口,法酒十瓶,耎酒十瓶,粳米十五石,面十五石”[23]。王韶在京期间,知河州景恩立被吐蕃别将诱至踏白城败死,木征乘机叛乱,围河州。消息传到京师,部分大臣感到害怕,神宗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并嘱王韶以后要慎重,不要轻易出兵。四月,王韶自京师还至兴平,与部将李宪日夜驰至熙州,撤掉熙州守城部队。当时,诸将设想直攻河州,王韶不同意,他认为叛军敢于围城是固有外援可恃,今攻其所恃,则围自解。乃选精兵二万,直趋定羌城,破西蕃结河川族,断西夏通路,进至宁河寨,命偏将入南山。木征得知援绝,拔栅去。王韶还熙州,以兵循西山,绕踏白城后,焚叛军十八帐,击毙叛军七千余人。木征势穷,率酋长八十余诣军门乞降。王韶将木征押送京师,神宗大喜,任命木征为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思忠。又加封王韶左谏议大夫充资政殿、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并官其兄弟及两子,前后赐绢8000匹。七月,神宗给王韶下《补遗阙》一道,封王韶之祖、父、十一子以官职。这时,王安石已离开京师,罢职知江宁府,得知王韶再擒木征的捷报,高兴地抱病给王韶写信:“久未得来信,思仰可知,木征内附,熙河无复可虞矣。……上以公功积著,虚怀委住,疆场之事,非复异议所能摇沮,……某元旷职务,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怜,得释重负,然相去弥远,不胜惓惓,为国自爱幸甚,不宣”[24]。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复相。王韶于生日那天,又受到神宗颁敕祝寿:“王,茂建功名,延登辅拂,局此生始之旦,宜推蕃锡之恩,用侑宴私,俾寿祉。今赐羊酒羹面等,具列别楮,至可领也。羊二十口,酒二十瓶,羹五碗,面二十石”[25]。四月初九,神宗颁敕二道。一道为:“朝廷有枢密之地以来,谋谟以通天下变,而制未形,非伟德冠论,元公特起,未可膺此造也。观文殿学士、端明殿龙图阁学士、尚书王韶,智识之明,洞照于远,出师边境,冠币异类,收功万里,望重华夷。系夫安危,所宜入式,功概鸿枢,斡通元化,遂能不试兵仞,以制四夷。销兵于未变之前,朕意有望于尔,尚勉元怠。可特授前依礼部侍郎充枢密副使,进封太原郡开国候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散官如故”[26]。另一道封赠王韶曾祖父诚金紫光禄大夫,曾祖母郑氏安康郡夫人[27]。王韶出师熙河“六年之间、卒韶河,湟、洮、岷、宕、叠等州,拓地三千七百里,降服诸羌七十万一千余”[28],可谓战绩辉煌。
(三)
  王韶为国尽力,剿灭侵扰,在前线屡建战功,受到皇帝(宋神宗)的嘉奖、宰相(王安石)的信任和同僚(王禹玉、蔡挺等)的重视,这说明在当时主战爱国者还是多数。“将安归佩印累累”,王韶不断受到提升,不断得到封赠,这也是完全应该的“王韶以书生知兵,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也” [29]。然而,由于王韶政治上属于王安石革新派,一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和以后的理学家们,在一些史书上给王韶冠上了“凿空开边,骤跻政地,乃以勤兵费财归曲轻廷”的罪名[30],说王韶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收复失地,招来了“外患”。这是颠倒历史,滑天下之奇谈。被颠倒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一、西夏与北宋的战争,是王韶引起的?还是北宋王朝腐败无能、长期积弱所造成的?请看历史事实,由历史来回答。
  王韶上《平戎策》是在宋神宗熙宁元年。李元昊(亦称赵元昊)自立称帝是在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这时王韶才只有八岁。八岁的孩子能引起“外患”吗?把西夏侵扰这个“外患”说成是王韶引起的,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李继迁武装侵陷灵州。从此,边祸蔓延。宋朝见李继迁的势力日益强大,不易剿除,便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议和,承认其合法化。这便是西夏地区李氏封建贵族实行“凿空开边”之始,也是宋朝妥协之始。此后,李氏贵族步步逼进,宋朝步步退让。
  从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侵扰北宋时起,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上《平戎策》时为止,前后共66年,李氏贵族杀害了各族人民数以万计。而宋朝各级军政当权者,不仅没有人真正提出剿灭计划,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对西夏首领进行不断的册封。这怎能说是王韶“凿空开边”招来的“外患”呢?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出于爱国,目的是富国强兵。如果没有了国,还变什么法?王安石支持王韶剿除西夏,是势所必然的,因而也是有功的。“西夏自继迁、德明以来,叛服不常,延及宝元、庆历,而元昊寇边益急,虽韩琦、范仲淹迭为安抚经略,议战议守,而环庆延 诸州,仍累年救死伤不暇,复有何人焉能出一步建一策,以窥兰会河湟之郊哉?庆历初,王安石始仕,亲见兵连祸结,民劳财匮,此正君臣肝食不遑,士具智谋材武者所效命之秋也。及乎王韶开熙河,议者以启边衅罪之,而尤以王韶议大为安石罪。谓敌本无衅而自我开边之地。曷亦问继迁、德明、元昊六七十年间,其用兵不已,当时执国命者,果谁为了开乎?抑衅由敌开,而我虽不欲应之,其势有必不能也,……夫不计夏人南侵为中国大患,而罪王韶开边衅,又罪安石王韶策,不知王韶有功而无罪,……且安石亦有功而无罪”[31]。
  西夏党项李氏贵族分裂祖国统一,残杀其他各族人民,王韶出兵剿除,这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镇压叛乱,古今都是正确的。任何叛乱都逃不脱人民的镇压。
  二、诬蔑王韶的另一条罪名,是“勤兵费财”。什么叫“勤兵”?什么叫“费财”?对此,历来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保卫祖国没有武装力量是不行的,当国家一旦受到侵扰的时候,保卫祖国的武装力量就要反击,而且要彻底地把敌人消灭。这叫做爱国“勤兵”。这个兵是非“勤”不可的,不“勤”国家就要灭亡。爱国勤兵不是一句空口号,自然也要经济和物质上的援助。因此,不“费财”也是不可能的。王韶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出了兵,用了钱,就犯了“勤兵费财”之罪,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当时,王韶为了解决军粮和军费,给国家增加财力,减少开支,建议开垦了渭源至秦州渭河两岸的荒田,在通远军、熙河创建了市易司,实行商业官办,将所得利润以充军费,公私两便,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宋朝的重视。熙宁五年,王安石向全国颁布市易法。据1973年在临洮西出土的冯从义《宋故冯府君墓志铭》载:“熙宁初,襄敏王公(即王韶)开拓河、湟,建镇洮军,招置商贾以实其地,仍贷公帑,令出息以佐军儒” [32],这说明设置市易司确实起了作用。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仅从熙宁五年至七年间,市易司获得的息钱计1043030多贯。市例钱(市利钱)亦近9000贯。[33]市易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活动,缓和了市场价值的波动,给商业带来了繁荣,而且商税的大大增加帮助了宋朝的财政。这本来应算是王韶的一大功绩,但也遭到横加指责。
  三、攻击王韶还有一条奇怪的罪名,叫做“骤跻政地”。
“骤跻政地”的通俗解释,大概就是“政治上的暴发户”的意思。王韶在宋朝文武官员中,确实是资历很浅的。《宋史•王韶传》也指出了这一点:“韶起孤生(按“孤生”即政治上没有后台的意思),用兵有机略。”王韶由于熙河之役的功绩,被越级提升为太子中允、左谏议大夫、礼部侍郎、观文殿学士、枢密副使等官阶或要职,这在论资排辈的保守派眼中肯定是看不惯的。
再加上王韶出生一个普通的种田人家庭,祖宗几代都没有做过官,直到王韶做枢密副使之后,他的父亲才被皇上封赠了一个“光禄大夫”的空头衔。王韶为官比较廉洁,在他中了进士,当地方小官后多年,家庭还是很穷的,父母的供养全靠长他三岁的妻子杨氏“家居食贫裕如,事翁姑慎勤给养”,原因是他“不事资产”[34],只有靠妻子勤俭持家过日子。讲资历、重世袭的保守派,自然容纳不了王韶这样一个新生力量。于是就给他冠上了一个“骤跻政地”的莫须有的罪名。
  王韶青少年时代就很有抱负。他在庐山东林寺读书时,写了一首咏老松的诗:“绿树皱剥玉川峋,高节分明似古人。解与乾坤生气概,几因风雨长精神。装添景物年年别,捭阖穷愁日日新。惟有碧霄云里月,共君孤影最相亲。”[35]
  这首诗在当时受到王安石的赞扬。王韶一生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排除干扰,出师熙河,剿断西夏的右臂,以及参与王安石的革新派,正好证明了“解与乾坤生气概,几因风雨长精神。装添景物年年别,捭阖穷愁日日新”的英雄壮志。
  王韶不愧是北宋爱国主义军事家。我们今天研究王韶对西夏用兵,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能以今天的“民族平等”为由来否定曾经客观存在过的“历史”。
  注释:
  [1]《德安县志》、德安《王氏重修宗谱》
  [2]《欧阳文忠公文集•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3]《〈宋会要•番夷〉——之十二》
  [4]《宋史•刘平传》
  [5]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
  [6]《廿四史札记》卷26
  [7]《东都事略•王韶传》
  [8]《宋史•王韶传》
  [9]《东都事略•王韶传》
  [10]德安《王氏重修宗谱》
  [11]《宋论》宗6
  [12]李贽《史纲评要》820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
  [14]德安《王氏重修宗谱》
  [15]据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苑文考证,俞龙珂的牙帐在渭源境
  [16][17][18]《王荆公年谱考略》
  [19]德安《王氏重修宗谱》
  [20]据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苑文考证,露骨山并非    的露骨山,而是临夏的露骨山,今叫白石山
  [21]《王文公文集》卷19
  [22][24]《王荆公年谱考略》
  [23][25][26][27][28]德安《王氏重修宗谱》
  [29][31]《王荆公年谱考略》
  [30]《宋史•王韶传、宋史纪事本末•熙河之役》
  [32]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
  [33]漆侠《王安石变法》
  [34]王韶前妻《宋故华原郡夫人杨氏墓志铭》1972年出土,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35]宋人笔记《复斋漫录》、《宋诗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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